传奇女华侨和她的中国公益 ——记滋根创始人杨贵平
来源: 未知时间: 2018-07-11 分享:


60年代,她是台湾文化学院(文化大学的前身)院长的千金,本科毕业于台湾最好的大学和热门的院系——台湾大学商学系。毕业后,她遇到了对她一见钟情的第一任丈夫——一位家境富有、从事造火箭尖端科技的美国华裔年轻科学家兼企业家。她顺利嫁往洛杉矶,很快拥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同时,她继续就读于南加州大学。


70年代,她投身学生政治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并在保钓运动中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董叙霖——一位热血但贫穷的杜兰大学数学博士。她放弃了前夫的所有财产,带着3个孩子与董叙霖在美国柏克莱的街头卖了4年的包子。之后,董叙霖进入联合国工作,她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取得硕士学位以及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进入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双语学校——纽约市立高中工作。


80年代末,她与丈夫发起成立滋根基金会,在美国筹款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她出任会长,风雨无阻,一做就是30年。


2012年,因为滋根在中国农村教育尤其是“撤点并校”问题上的贡献,她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影响中国年度人物”之“公共利益守望者”。


她就是杨贵平,滋根创始人、现任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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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平近照


在北京枫丹丽舍小区,记者见到了这位传奇的女性。蓬松的短发打着小卷,脖颈上环戴着一个古朴的银质项圈,78岁高龄的她依旧精神矍铄。


转变,萌芽于对故园的牵挂


“秋天叶子一片片落下来,我坐在满是落叶的院子里看书,远离故乡,远离故国,只觉得寂寞,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和我沟通。”60年代即赴美定居的杨贵平带着3个孩子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但精神上的空虚与不安让她第一次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疑问。


转变,从保钓开始。70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并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之后,日方亦声称钓鱼岛属于日本。美日两国政府的无理做法以及日本政府企图并吞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引起了在美留学生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大学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出手抄报介绍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并到日本驻美国领事馆及美国国务院游行抗议请愿。当时正在南加州大学读书的杨贵平也是游行队伍中的一份子。通过游行等保钓活动,杨贵平改变了,对祖国的关切之情使她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关心大陆、关心中国前途,关心社会公平,之前要做“人上人”的精英主义观念打破了。她放弃了强调精英主义观念的丈夫的所有财产,与他离了婚,坚定地与爱华学生领袖、保钓刊物《战报》的出版人之一董叙霖——也是她后来的丈夫站到了一起,开始积极为祖国做正向宣传,开始了他们共同为故园“做点小事”的人生旅途。


滋根,从资助女童开始


1986年,在联合国工作的董叙霖参加了联合国员工自愿组成的百分之一基金会,会员将1%的工资拿出来,出钱出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小型项目。时刻想着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夫妻俩很快决定参考该基金会的理念,在美国成立一个支持中国贫困人民基本需要的非营利性组织。1988年,美国滋根基金会宣告成立,杨贵平任会长。该基金会旨在提供草根对草根的帮助,通过汇聚草根会员的工资资助,向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基本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乡土文化及小型的经济项目方面的帮助。


由于长年生活在海外,滋根人对中国贫困农村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偶然的一个机会,杨贵平认识了赴美做访问学者的清华大学的毛健雄,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贵州的贫困情况。为尽快了解贵州,确定具体的资助项目,1988年,杨贵平利用暑假时间带着基金会筹集到的3000美元,只身坐上了飞往贵州的飞机,并通过乘坐同一航班、时任贵州铜仁团地委书记的罗义贤,来到了当时贵州最穷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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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平(右1)等在雷山县大山里的苗寨


杨贵平在雷山县考察过程中了解到,雷山县最偏远的方祥乡适龄女童只有27%上学,青壮年妇女中95%是文盲。通过进一步调查,她发现,影响当地女童就学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最主要的是上学费用太高和学校离家太远,无法就近上学。对此,1990年与雷山县教育局等讨论后,杨贵平主持下的滋根提出为6岁及以上适龄女童提供书费、杂费,支持她们完成六年小学教育;雷山县教育局将一些学校升为完小,帮助学生实现就近上学。


从2001年开始,滋根逐渐扩大了资助女童项目,将其推广到贵州的雷山、台江、榕江以及云南、河北等近100个偏远贫困乡村小学,支持的力度也从小学到九年义务教育,支持对象也扩展到了孤儿和贫困男孩。


有了滋根的资助,当地女童入学率常年维持在85%——100%。这些受过滋根帮助的女童,有的留村务农,能用科学方式种田;有的成为家乡的女老师、女卫生员;有的继续升学到高中和大学,毕业后进入县城,成为公务员、职员、从事各种服务行业或是个体经营。女童们普遍增强了自信心,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成为建设家乡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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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平(中)和滋根资助的女童在一起


转型,关注可持续发展教育


随着农村教育的整体提升尤其是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杨贵平又开始着手滋根在中国的转型之路。


扎根中国农村30年,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乡土文化急剧消失,农村留守问题突出,乡村凋敝…杨贵平感触颇深。2005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国际实施计划”。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提出引发了杨贵平等滋根人的强烈共鸣,也为滋根在中国的转型指明了道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近年来,滋根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培训课程、支持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和绿色生态文明乡村试点、加强公共教育和倡导等,以引起公众对乡村教育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重视。


通过考察,杨贵平发现,农村学校课程学习内容多是城市导向,偏重课本知识,和农村的实际不结合;学校教育只注重升学考试的科目,非主科的学习内容,如环境保护、乡土文化等缺少经费支持和教师支持;乡村成人教育机会较为匮乏,为数不多的培训也只注重经济效益。


“学校老师的紧箍咒就看学生分数,乡村的带头人的紧箍咒就是要带领村民发财,他成天想着要村里发财,也发不了。其实乡村发展是多方面的,经济、乡村的环境、乡土文化的传承和推广、提供多渠道的学习机会、不同人群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的基本需要,都是建设可持续发展乡村的重要内容、而不仅仅是致富。”杨贵平感慨道。


在多年的工作中,杨贵平认识到“两个重要”——在教学中,重要的是教师;在乡村发展中,重要的是乡村带头人。对此,滋根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两所高校合作,针对教师、乡村带头人分别发展了“共创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教师培训课程”、“贫困农村青春期女童健康教育·教师培训课程”以及“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人才培训课程”。滋根负责培训县级的培训者,他们回县之后,再由他们培训当地的教师和农村积极分子,杨贵平等滋根人认为这样能够低成本、可持续地为当地建立一批能够从事长期培训的人才。


除了发展培训课程,滋根还重点支持绿色生态文明试点学校及乡村。其中,在绿色生态文明试点学校,滋根将提供助学金和相关图书、资助构建干净饮水系统、支持建设环保校园(如资助太阳能灯、太阳能热水器、校田及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乡土文化传承及环保课程、培训乡村教师;在绿色生态文明试点乡村,滋根将提供乡村成年人短期培训、推广适用的环保技术、开展环保活动、支持小型合作经济项目、发展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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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文明试点学校学生在校田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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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文明试点学校学生在上乡土音乐课


在用实际行动倡导乡村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杨贵平等滋根人还坚持用理性的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来回应重要的社会议题。2012年,滋根发表的《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的不利影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除议题调研,滋根还通过与学术机构、公益团体等合作举办论坛与学术会议,邀请知名导演拍摄纪录片等方式进行倡导和呼吁,参与社会进步。


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是一大社会议题。打工者如何与城市和谐相处,留守儿童、妇女如何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引起了杨贵平等滋根人的思考。对于打工者,滋根发起了打工者社区服务计划,面向试点区域的农民工提供成人培训、子女教育和其他社区服务,帮助远离家乡的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稳定发展。对于留守儿童,除了支持女童上学,滋根还为单亲、孤儿、家人患病、多子女就读家庭和贫困男孩提供助学帮助,为贫困地区儿童搭建“清晨一杯豆浆”的营养工程。对于留守妇女,滋根为其援建妇女中心,依据当地民族特色,帮其组建诸如绣花小组等兴趣小组,并通过香港妈妈团等团访活动、淘宝公益店等形式,帮妇女小组的劳动产品打通销路,为留守妇女争取一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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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小组成员正在刺绣


初心,在困难中坚守


从1988年到2018年,历经30年的滋根,目前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别人说农村饭都吃不饱,还讲什么环境。中国已经不是饭吃不饱的时代了,也不是上不了学校的时代了。第二点,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绝对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了环境,并不是说我要吃饱了,我才照顾我的环境。”杨贵平有些无奈地说。“如果说我们去做个英语提高5分,数学提高5分、10分的培训,那许多(学校)非常欢迎我们去做,付费也行。但有关环保,乡土文化传承,(绿色生态文明学校),我们要出钱出力,我们如果不出钱出力,(很多教育部门)是不重视。”


理念上推行艰难,筹款上,滋根也遇到了诸多挑战。目前滋根共有1988年成立的滋根基金会(美国)、1991年成立的中华滋根协会(台湾)、1995年在中国民政部注册成立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内地)以及2007年成立的滋根基金会(香港)等4家有共同宗旨但法律上完全独立的姐妹组织。其中,美国、台湾和香港的滋根组织主要负责筹款,内地的滋根组织主要负责执行公益项目。随着中国内地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滋根在内地以外的筹款工作逐渐艰难。“中国都这么有钱,比我们都有钱,怎么还叫我们捐款呢?”在美国,内地留学生不断增多,随着他们中富二代炫富等新闻的不断曝出,滋根的筹款工作更加艰难。对此,杨贵平感慨道,“即使是这样,很多华侨对中国还是非常关心的,尤其对中国的教育。”据了解,目前滋根也调整了筹款思路,逐渐引入了大陆企业捐赠和其他基金会捐赠,并尝试申请中国政府社会服务项目。


除了上述因素,滋根发源地——滋根基金会(美国)人员年龄偏大、后继乏力等,也是困扰杨贵平等滋根人的一大因素。“普遍年龄都在65岁以上”,杨贵平谈到。据了解,目前滋根基金会(美国)中最年轻的义工——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吴江波今年也已经58岁了。滋根基金会(美国)是中国滋根的重要资金捐赠方,其人员年龄偏大、后继乏力等势必会影响滋根的筹款工作。


尽管面临着理念冲突、筹款艰难、发源地人员结构老龄化等困难,杨贵平和广大滋根之友仍然坚持着为中国做公益的初心。有人质疑这种坚持,谈到扶贫工作其实可以留给政府做,对此,杨贵平说道:“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好,都会有照顾不到的。”“另外民间的参与也很重要。一个社会的环境、公平等,是全民的责任。通过民间的参与,让民间关心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样一个社会才会更健康。”杨贵平表示,滋根做的是试点,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引起政府重视,“只有政府介入并且形成政策,才可能大量推广,才可能持续。”


从国家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开始之前资助女童上学、支持学生奖助学金、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到为终止“撤点并校”积极奔走,为义务教育免费后的乡村开展培训课程、支持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及乡村试点,30年来,杨贵平和滋根之友为中国农村的教育及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据了解,滋根成立30年来,在中国贵州、云南、河北、山西、甘肃、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内蒙、福建、北京、重庆等十几个省市的20多个县开展过公益项目,项目涵盖3000多所学校和100多个乡村,助学金达15万人次,直接受益人达100万人次。未来,杨贵平和滋根人希望,滋根能够继续为祖国做点低成本但卓有实效的公益:到2020年,支持50000名乡村孩子进入100所乡村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到2020年,支持创建20个绿色生态文明乡村,从经济、环境、成人教育、文化、治理等维度为乡村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并支持试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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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龙蛟